“三農問題”的本質和核心是小農經濟的低效和沒有發展前景。
四川農戶種植糧食的年純收入最多僅有3000元！相當于1個人在城市1個月的打工收入。即使種植經濟作物也不大可能上萬元，只相當于3、4個月的打工收入。種植規模過小必然造成種植和交易成本過高，僅靠種糧（甚至包括部分經作）根本不足以維持生計，更無力實現農業農村的發展，無法實現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無法提高生產效率，“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青壯農民進城打工，大量耕地丟荒的現象也就成為必然。
小農經濟（包產到戶）已經到最后的末路
小農經濟是最典型的自然經濟，它把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在一起，男耕女織，以織助耕，不僅能夠滿足個體家庭維持生存的最低級，最基本的需要，而且也使之與市場的聯系降到最低限度。工業化之前的“地主+佃農”模式和自耕農模式是小農經濟的典范。
成為自耕農是中國數千年來普通農民最強烈的愿境，“二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就是其寫照，但是，自給自足、封閉保守，土地分割細碎，生產單位小、散、多，這些小農經濟的特性決定了它是和工業化和現代農業所要求的社會化大生產完全背道而馳的，是沒有出路的。
可悲的是，雖然在建國以來半個世紀的工業化過程中，在科技力和政治力的作用下，“包產到戶”后的中國農村與“地主+佃農”模式、自耕農模式的“小農經濟”相比較確有很大的不同。因工業化和社會化大生產元素的浸透成為了“半工業化的小農經濟”，但其小農經濟的特性和缺陷并沒改變、改善，依舊是沒有前景的生產效率低下的小農經濟。
1、小農經濟的缺陷：
（1）阻礙技術進步。
A、風險問題。因小農經濟生產單位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差，無力承擔創新的風險，通常對新技術、新品種表現得極為保守，不愿冒險，我就親身體會過把雜交玉米種子送到農戶手上他也不愿種的事。而僅我所了解的我們縣的情況，自建國伊始就一直在為增產而不斷地替換更新水稻品種，60年代的矮稈品種, 70年代初的中稈品種和其后的雜交水稻，30年內大規模種植更換的水稻品種就達近200個，如果沒有人民公社的組織，以當年的文化素質、交通條件等根本不可能有這個成就。
B、成本問題。農業生產中有很多成本是邊際下降的，比如送檢認可成本、品牌樹立成本、農機使用成本等等。農民生產無公害和綠色農產品的收入本可以比種植普通農產品高很多，可是這無法在個體的、小規模的生產中推廣。因為無論規模大小，綠色產品送檢和得到社會認可成本基本是一樣的，但因為個體種植的產量太少，無法象規模種植一樣分攤降低成本，因而在經濟上不可行。還有農業綜合防治無法推廣也是相同原因。
C、培訓問題。由于中國有數億農民，1、2億個生產單位，這就使得每推廣一個新技術、新品種都涉及到要對數億農民進行培訓，具體到鄉鎮就是每個農技員要面對1千甚至數千個生產單位，這就使新技術、新品種的推廣成了不可能在短短數年內完成的任務，嚴重地遲滯了新技術、新品種的更新速度。
D、利潤問題，由于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太小（1.4畝），新技術所能增加的效益對農民而言往往無足輕重。例如，水稻畝產增加10%已經是有突破性進展的新品種了，可是一戶農民只有1、2畝水田，新增加純利潤也就幾十元；再加上農戶抗風險能力差，成功的收益與失敗的風險在農民的算盤上明顯失衡。再如，雖然優質農產品的市場銷售價格高（優質香米比普通大米的價格可以高幾倍），銷路也好，可是個體農民無法種植。因為個體經營的規模太小，農民自己銷售連運費成本都收不回來，即使有中間商收購利潤也會被壓得很薄，甚至會被中間商轉嫁市場風險，在市場波動時壓價收購或拒絕收購。
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在小農經濟下，農技推廣體系根本無法開展工作，新技術、新品種推廣速度極慢。抗風險能力差。
（2）缺乏大規模公共設施建設能力，甚至具有對公共資源的破壞性。最典型的是表現在水利工程。
我國的灌溉面積在1980年以前以平均每年1700萬畝的速度增加。到1980年達到6.7億畝。但是1980年后，水利建設速度不升反降，安徽淮北地區在六七十年代共建機井13.8萬眼，可灌溉500萬畝良田。然而到1985年7、8月大旱時，機井被填，渠系被平，能投入抗旱的機井只剩下4000多眼。譽滿全國的河南林縣“紅旗渠”，也因集體經濟解體而導致常年失修，裂縫、滲漏嚴重，上游農民乘機截水、扒水和搶水，1987年7月大旱時瀕于斷流，全縣16%的土地基本絕收，9萬人靠遠程買水吃。在“六五”期間，我國的灌溉面積首次下降，凈減少700多萬畝，至今中國現有水利設施中的80%以上仍然是20世紀70年代以前修建的。雖然在2003年后確立了“以工補農”政策，政府大力投資興修水利工程，灌溉面積又有所恢復，然而農戶分散經營與水利設施的不可分散性和公共性之間的尖銳矛盾，農戶土地細碎無法協調利益得失造成的“最后一公里”難題，并不是國家單純地投入巨額資金就能解決的。其它如交通、飲水、衛生甚至一些民生方面的基礎設施也有相同的問題。
（3）小農經濟由于是個體經營，個體發展，帶有自利性質，而且生產單位小、散、多，在遇到天災時，無法有效組織大規模的抗災救險行動，往往只能依靠宗親關系進行一對一救助，而不能在集體的框架下由大家幫助解決。小農經濟基礎上，無法建立起完善的公共福利機制，也就導致了個體的抗風險能力的降低。
（4）生產效率低下。
在土地分割細碎的小農經濟下，本來可以由一臺大型聯合收割機就可以完成的收割任務，現在必須由數十臺小型收割機來完成；本來可以由一個合作社100萬元建立的農機系統，現在數十家農戶花費200多萬元也不一定能建成。人力和資源的極大浪費導致了生產效率的低下成為必然結果。
目前條件下我國多數農區農業經營的低效率和不經濟已使土地喪失了產生“農業利潤”的資本功能，而成為一種生存保障手段，許多農民不是為謀利而經營，而是為生存和保險去種植。
（5）市場中的弱勢地位。
單家獨戶的小農經濟在進入市場時，由于信息的不對稱，規模的不對等，所有的個體農戶都必然是處于弱勢地位，即使在有（更何況還未必有）政府盡責官員的大力援助下，也因不能直接進入市場而只能任由中間商盤剝魚肉，“蒜你狠”、“姜你軍”都是中間商大賺，濫市滯銷全是農民大虧。購買生產資料和原材料要用零售價，出售產品又只能用比批發價更低的成本價。和集約農業的“低進高出”相比，個體農業卻是“高進低出”。正是這個“一進一出”挖走了農民80%以上的利潤，限制了農民收入的提高。
（6）無法依靠自身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問題。
在中國的絕大多數地區，對絕大多數農戶而言，由于商業因素極小和小農經濟實行的小戶經營模式，很難自發組織起穩定的合作化非農生產，而單家獨戶、“三天一逢場”的少量手工業和商業活動在自給自足、封閉保守的大環境下作用極為有限。所以，在生產力過剩后，剩余勞動力根本無法在農村內部消化，出現了忙時忙死，閑時閑死的情況。
即使是經濟最為發達的江南，雖然商業化造成了市鎮的興起和市場的繁榮，促成了家庭手工業和副業的發展。然而在中國特定的歷史、社會環境下，卻使江南的家庭農村經濟形成一種總收入增長而單位時間收入和人均收入下降的“過密化”發展（《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黃宗智）。但增加工作時日并不是無限制和無代價的，如果沒有“替代性”的工作機會，江南農村經濟雖好于其它地方卻同樣陷于絕境之中。
自50年代以來就在大力提倡的“社隊企業”最大的目的正是提供“替代性”的工作機會，把小農經濟中的大量多余勞動力轉移到其它行業中去，而“社隊企業”發展最好的就是江浙一帶。
當然，現在的中國確實不同于工業化之前，城市可以吸納大量的“農民工”，但是交通擁堵，房價高漲，醫療教育資源緊張等問題的蔓延已經證明這個解決方案并不完美。而且農民進城后遺留的土地依然要集約化才能發揮其最大效益。
2、小農經濟是走到盡頭的絕路。
鑒于前述缺陷至今仍在深刻地影響和阻礙農村農村的發展，所以，雖然“半工業化的小農經濟”借工業化之力超越了從秦漢到民國畝產100公斤的極限，達到了350公斤。但是，依舊是走到盡頭的絕路。
所以，我一直認為，與人民公社相似或稍松散的組織形式（如以色列的基布茲、莫沙夫）最利于中國這種人多地少錢少的農村實現農業現代化，最利于集約化、產業化、機械化。而現在，小戶經營的局限性和破壞性已經越來越明顯，“包產到戶”實際上已經越來越嚴重地阻礙了農村和農業發展；小農經濟的低效率、及其與工業化因素疊加而加劇的“進城潮”，正是“三農問題”的根源。
據江西省高安市農調隊抽樣調查，2012年早稻平均畝產為387公斤，預計晚稻平均畝產在450公斤左右。早稻生產成本為888.18元/畝(種子60元、肥料188.07元、農膜及秧盤25元、農藥100.38元、水費35.59元、犁田80元、收割78.14元、用工4.28個按75/天計算，計321元)，預計兩季水稻生產成本在1780元左右。按照早稻實際收購價128元/百斤、晚稻預計價140元/百斤分別計算，剔除生產成本后，每畝雙季稻純收入約470元。單季稻畝產一般在600公斤以上，同樣成本核算后，畝純收入約750元。
而在四川，我粗略算了下正常年景無嚴重病蟲害的情況，一畝水稻可收獲稻谷1200斤，折米800~900斤，市價約1500元~2000元，須投入種子、化肥、農藥錢150~200元，投入人工11~16個（秧田播種管理2~3個，作田栽秧3~4個，管理3~4個，收曬運貯等3~5個）市價80~100元/工.天。以上數據全部以中值計算，如果是全部雇傭人工的極端情況下，一畝水稻純利潤僅為3、400元，再加上油菜（因氣候原因如果種小麥是倒虧），一畝糧食一年的純利潤也不過5、600元。雖然實際上農忙時基本都是親友間換工，雇傭人工很少，使用農機也可以節約部分人工，但即使如此再加上種糧補貼等補貼（合計約100元/畝），種糧的利潤仍非常低。
中國僅1.4畝的人均耕地和小戶經營的格局，使得平均每個農業生產單位（戶）不到10畝耕地，在地窄人稠的南方和四川盆地甚至只有2、3畝，也就是說如果種糧的話，這些地方不雇傭人工1戶的年純收入也最多僅有3000元！相當于1個人在城市1個月的打工收入。即使種植經濟作物也不大可能上萬元，只相當于3、4個月的打工收入。
種植規模過小必然造成種植和交易成本過高，僅靠種糧（甚至包括部分經作）根本不足以維持生計，更無力實現農業農村的發展和提高，“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青壯農民進城打工，大量耕地丟荒的現象也就成為必然。所以“三農問題”并不是國家單純地在農村農業投入資金就能解決的，如果沒有改革措施的跟進，再多的天文數字的資金也不過是為垂死的小農經濟延氣續命。
本應在工業化進程中被摧毀的小農經濟，如今卻在靠工業化的“參湯”強行續命，這既是浪費資金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甚至將阻礙農業農村的健康發展。工業反哺資金應該被用于促進土地流轉，促進集約化、產業化、合作化農業，讓小農經濟在有序可控的情況下退出歷史舞臺（關鍵是應確保流轉后失去土地的農民進入社保體系），而不是用于讓小農經濟茍延殘喘。
在現代發達國家中，日本的農業模式最接近“小農經濟”，除了有“農協”組織農戶購買農資、技術服務，組織規模生產、品牌生產、加工銷售外，每戶耕作面積在數十畝之內、大量使用小型農機具就是日本農業的最大特點。可以說是“充分工業化、市場化的小農經濟”。
但是其代價就是：
日本農業憑借形形色色高達約470種的補貼項目（如大米種植戶每公頃可獲高達30萬日元的農業補貼），遠高于美、歐的農業補貼資金（無論是總額還是人均），并且還有超高的農產品關稅壁壘，例如大米的進口關稅為778%，乳制品進口關稅為360%……依然不是美國農業的一合之敵！根本滿足不了本國的農業需求。
實際上，日本農業這種“充分工業化、市場化的小農經濟”畝均農業產值（222.4美元/畝）僅和中國相當（農技落后卻依靠人力投入達到214.7美元/畝），遠不及以色列（302.2美元/畝）。
3、單純依靠城市來吸納“農民工”并不是完美的解決方案。
近年，中國城市化發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長2096萬人。2011年，城鎮人口比重達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個百分點，城鎮人口為69079萬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萬人;鄉村人口65656萬人，減少了12585萬人。考慮到城鄉生育率的差異，也就是說在2002年至2011年的9年內，至少有1.57億農民被城市吸納，平均每年約1747萬人，雖然他們沒有享受或者沒有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應該有的國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會救助、住房保障……至少，沒有形成蒼蠅亂飛，老鼠亂竄，各種傳染病頻發的貧民窟。
但是，這已經是中國城市吸納農村人口的極限。從一、二線城市向三線甚至四線城市蔓延的交通擁堵，房價高漲，醫療教育資源緊張等等情況都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發展報告2010：促進人的發展的中國新型城市化戰略》測算，每年為解決2000萬“半城市化”的農民工市民化需投入2萬億元。而因為歷史欠賬，實際每年約1000萬人已經是新吸納農民工市民化數量的極限。有序適量的流水是甘泉，無序超量的流水就是洪災！我無法想象一個發展中國家，如何短時間內在現在已經為交通擁堵、醫療教育資源緊張而頭痛的超負荷的城市中建立起9億農民的現代社保體系！
在未把農民全面納入現代社會保障體系前，在沒有足夠充分的準備（工作、住房、教育、醫療）前，農村人口城市化浪潮的過早和超常規模的來襲將是場極為恐怖的災難，它將輕易制造出十倍于印度的貧民窟！所以，中國應力求以“城鎮化”取代“城市化”，以“就地工業化”分流、吸納部分原計劃擁入城市的人口，分散、分擔超負荷的城市壓力，避免出現貧民窟和至少部分解決“農民工問題”，最終實現留鄉和進城農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國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會救助、住房保障。
4、目前，世界上發達國家的現代農業主要有兩個發展模式：地多人少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實行規模化農業，主要著眼提高單位勞動生產率，以大面積耕地、資金和技術投入在盡量少勞動力上獲得高效益；地少人多國家如以色列、荷蘭、丹麥、日本，則實行集約化農業，主要著眼提高單位土地生產率，以密集、深化的勞動投入和資金技術投入在小面積耕地上獲得高效益。兩者最大的反差在耕地和勞動投入上，而規模化農業更易實現更高的人均利潤。
根據統計數據，中國2012年第一產業就業人員2.58億人，耕種了約18億畝耕地（播種面積24.51億畝），人均耕種約7畝耕地。而在規模化農業模式下，2009年美國農業從業人口為205.6萬人，約有190萬個農場，土地面積為29.7億畝，平均每個農場土地面積為1563畝，平均每個農場只有1.08人進行生產和經營，每個農業從業人口平均耕地面積高達1445畝。在集約化農業模式下，以色列2012年全國有270個基布茲組織，成員總體有12萬人，平均每個基布茲有450名成員，擁有7500畝土地，人均16.7畝（以農業從業人口計約60畝）。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2007年統計數據《各國農業產值列表-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http://zh.wikipedia.org/wiki/各國農業產值列表》及相關數據：
中國18億畝耕地生產了3864.48億美元農業產值（214.7美元/畝），農業從業人口2.58億人（人均農業產值0.15萬美元/人）：
美國29.7億畝耕地生產了1846.99億美元農業產值（62.2美元/畝），農業從業人口205.6萬人（8.98萬美元/人）：
日本7049萬畝耕地生產了156.76億美元農業產值（222.4美元/畝），農業從業人口260萬人（0.6萬美元/人）：
以色列590萬畝耕地生產了17.83億美元農業產值（302.2美元/畝），農業從業人口約10萬人（1.8萬美元/人）。
注：此處美元為國際元(International Dollars)，是以1999年至2000年之美元為基準計算的虛擬美元。
中國人多地少錢少的現狀決定了中國必須盡可能地精耕細作，在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中更重視前者。說白了，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盡可能提高產量，多安置人口。所以，美國農業不可能是中國農業的學習方向，中國只能走集約化農業的道路。如果采用以色列模式，以集約化、產業化、機械化和就地工業化的合作化生產，我國農村18億畝耕地至少可以提供0.3億個高標準就業機會，如果包括就地工業化的合作社可容納1.2億人（按基布茲比例計算），而采用美國模式最多只能提供150~200萬個高標準就業機會。
更何況，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產出、高補貼的美國模式過分依賴政府補貼。2000年，美國農民總收入547億美元，其中257億美元來自聯邦政府的直接補貼，補貼額占收入的47%。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由于美國政府財政吃緊，奧巴馬政府決定削減農業補貼。聯邦政府2010年的農業補貼等各項開支為270億美元，2011年為233億美元，2012年的財政預算則為238億美元。《歐美農民種田為何能得到大量補貼？(組圖)-搜狐滾動歐美農民種田為何能得到大量補貼？(組圖)-搜狐滾動》
集約化農業所謂“集約”，是相對“粗放”而言的，“集”是勞動、技術和資本這類“人為”方面的密集、深化，“約”是原材料和自然資源的簡約、節省。集約應表現為生產（經營）要素質量的改善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合理配置各項生產（經營）要素，使其得到最佳組合和最優利用，以獲取最佳經濟效益。
日本的農業模式是“小農經濟”和集約化農業的綜合體，除了有“農協”組織農戶購買農資、技術服務，組織規模生產、品牌生產、加工銷售外，每戶耕作面積在數十畝之內、大量使用小型農機具就是日本農業的最大特點。可以說是“充分工業化、市場化、集約化的小農經濟”。
但是其代價就是：
日本農業憑借形形色色高達約470種的補貼項目（如大米種植戶每公頃可獲高達30萬日元的農業補貼），遠高于美、歐的農業補貼資金（無論是總額還是人均），并且還有超高的農產品關稅壁壘，例如大米的進口關稅為778%，乳制品進口關稅為360%……國民為之付出巨大犧牲之后(例如2公斤的大米，市面價格可達1000日元約合人民幣62元)，依然不是美國農業的一合之敵！根本滿足不了本國的農業需求。
實際上，日本農業這種“充分工業化、市場化、集約化的小農經濟”畝均農業產值（222.4美元/畝）雖然遠高于美國（62.2美元/畝），和中國相當（農技落后卻依靠人力投入達到214.7美元/畝），卻遠不及以色列（302.2美元/畝）。
事實上起點最低，自然條件最惡劣，發展最快最好，對政府補貼依賴最少的是以色列農業。
以色列的農業非常發達，農民人均年收入高達1.8萬美元。但是殊不知，人人推崇的以色列農業，主要組織形式是類似人民公社（而且是1958年版）的基布茲和類似高級合作社的莫沙夫，占農村人口約43%的“個體戶”（主要為阿拉伯人、德魯茲人）產值約占全國農業總產值15%，人均產值遠低于前兩者。年均降水量僅300毫米的以色列如果包產到戶將只會是一片沙漠。
基布茲，是希伯來語“團體、集體”的意思。以色列政府《合作社團登記冊》規定：基布茲是一個供人定居的組織，它是在所有物全體所有制的基礎上，將成員組織起來的集體社會，沒有私人財產。它的宗旨是在生產、消費和教育等一切領域實行自己動手、平等與合作。簡單地來講，基布茲就是一個公有社會，成員共同勞動，按需分配，實現內部民主和平等，“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外部人員加入基布茲，必須充公其財產，基布茲成員外出打工，收入也歸基布茲所有。
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茲曾在其建國初發揮了極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現在以占農村人口約24%的12萬人生產了以色列全國農業總產值的40%，工業總產值的9%，國民生產總值的12%，出口創匯的6.5%。近年，基布茲大力發展工業、商業、休閑旅游業，有些基布茲的農業產值甚至只占到總產值的4%。并為適應新的經營管理模式，逐步廢止“所有物全體所有制”、“不雇傭基布茨成員以外員工”等這些即使在1962年以后的人民公社看來也是“極左”的東西。基布茲在改革中繼續發展。《基布茲_百度百科基布茲_百度百科》
莫沙夫，是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元的村莊。它是一種農業合作組織，既是一個行政村又是合作社，具有社會服務和經濟管理的雙重功能。莫沙夫的原則為：(1) 土地國有；(2) 家庭是農場的主要勞動力；(3) 成員須互相幫助，服從于集體利益；(4) 莫沙夫統一銷售各農場產品，并向農民提供現代農業生產技術和設備。社區的主導思想是：相互支持、相互負責，但家庭成員取得酬勞多少完全憑熟練程度和個人努力，莫沙夫成須為合作社和社區服務支付費用。現今，以色列大約有450個“莫沙夫”，以占農村人口約33%的17萬人生產了以色列45%以上的農業總產值。《莫沙夫_百度百科莫沙夫_百度百科》
為什么更“左”的基布茲能如此成功，人民公社卻陷于苦難之中？《以色列的基布茲-恍若理想中的桃花源-衛視頻道-鳳凰網以色列的基布茲 恍若理想中的桃花源》我認為人民公社苦難和失敗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人民公社本身，而是在于：首先是管理人員和社員文化素質過低，前期甚至文盲要占到90%以上，后期也鮮有高中以上的管理和技術人員。其次是制度不完善，管理科學性不足，監督獎懲機制不健全，再加上“政社合一”雖然執行力強大高效，但也有僵化、官僚的缺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因工業化而對農村的“盤剝”，公社不僅不能象基布茲一樣得到政府補貼，反而須低價甚至無償向國家提供大量的資金和物資。“包產到戶”后農村情況的好轉實際就是“盤剝”的減少和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如：1980年以后農民稅費負擔由20至30%下降到10%以下，同時1979、1980年兩年國家每年用于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和補貼農資的開支高達80-90億元，國家財政收入新增長部分基本都用于農業了，正是國民收入和國家財政分配的大調整改善了農村的情況。
有人認為土地沒有歸耕作者所有是人民公社失敗的原因，并以“大鍋飯”和“自留地比公社地管得好”為例證，甚至某些人的嘴里，只要不認同包產到戶就是想搞大鍋飯，否定改革開放。這種看法是膚淺的。這種現象實質上是公社管理制度不完善和小農經濟意識的體現，工業社會中勞動者不是資產擁有者是很正常的事，工廠不是工人所有就一定效益差？為什么企業工廠不搞包產到戶呢？問題的關鍵實際是監督獎懲機制是否健全。在強調“不包產到戶就必定是大鍋飯”觀點的人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智商不足。
僅就農業農村發展而言，最理想的情況是：當不再需要“盤剝”農村以農補工后，1980年人民公社應當剝離“為盤剝農村而附加的行政職能”，政社分離重組為單純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而不應全面解體，復辟小農經濟。
但是，考慮到沿海發展過程中對非文盲的自由廉價勞動力的龐大需求，及各地情況差異極大，如四川深山區耕地散布于山林溝崖之間，根本無法集約化規模化管理，只能解散公社包產到戶，再在適當的時候退耕還林。50%以上的條件較差（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民公社可以解散并包產到戶。
而條件較好，生產水平較高的人民公社應當用一定的優惠政策引導促進，以“自愿參加、自主經營、政社分離、民主管理、形式多樣、因地制宜”的原則，或以隊或大隊或公社為基礎重組為類似基布茲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或重組為類似莫沙夫模式的“合作社”，或其它形式（專業承包聯產計酬等）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種子”保留下來的這三種模式應該各占10%以上。這樣，經過經濟轉型和市場沖擊后，每縣有10~500家多種形式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適應新的經濟環境發展壯大，起到探索道路、引導示范作用就極為理想了。
但是，這樣的情況雖然最有利于農業農村發展，對當時的中國是否就是最優方案？
選項太多，模式太多會不會造成思想混亂，讓僵化的極左派和自以為是的冥煮派有機可乘，以至改革開放政策失去其基石——農村廣泛穩定的支持？會不會造成改革開放半途而廢或在大動蕩中傾覆？
我也不知道。
5、集約化農業的組建
時易勢變，現在組建集約化農業的原則應該是：自愿參加、自主經營、形式多樣、因地制宜。主要組織形式有：
（1）農場。通過轉包、轉讓、入股、合作、租賃、互換等土地流轉的方式組建家庭農場、企業農場，農場由“農場主”全權經營，風險全擔；農民以農業工人的身份獲得工資或以土地入股獲得分紅。
（2）經營聯合體（也叫公司+農戶）由一個龍頭企業和整個村莊或者一片村莊的農戶結合成一個集約體進行農業生產。
例如奶牛、肉牛養殖，茶葉、魔芋、藥材種植等都可采用這種形式。企業從農民手中購買產品，同時以優惠價格出售農資，并派技術員指導農民種植和生產。這樣，農民因為大量種植或者養殖，生產資料的單位成本降低，相對效益增高，公司也因為有大面積的可靠的原材料基地而使業務保持很好的運轉狀態。雙方因此結合為比較緊密的合作伙伴，在合作中雙贏。
像此類的集約方式，還有大型批發市場這樣的帶動方式。比如在山東壽光一帶，由于當地形成了全國影響的大型蔬菜批發市場，周圍的農民紛紛進行蔬菜種植，也形成了相同的效應。
這種模式的缺陷在于，農戶對企業處于絕對弱勢，農戶在聯合體中的利益保障和聯合體的穩定，都只能寄望于企業會立足于長遠能讓利于農戶。而且這種模式缺乏農戶間的協作，如果沒有協會的配合，就無法興建維護農田水利道路等基建，也無法購置大型農機具，無法對勞動、技術、資金等關鍵因素進行集約化。
（3）農業協會。凡自愿參加農業協會的農戶，以土地作為加入組織的基本物質基礎，協商決定產業發展方向，重大事項一事一議，事畢結算。由農業協會根據產業發展方向統一采購農資，提供技術咨詢，并聯合興建維護農田水利道路等基建，但各家各戶仍自行種植、生產，產品包裝分級后出售給農業協會，再由農業協會統一外售。
這種模式的缺陷在于，農戶間有了一定程度的協作，但深度不足，無法對勞動、技術、資金等關鍵因素進行深度集約化，也不能對農產品進行深度開發，
（4）合作制合作社。更進一步即合作制合作社，即在農業協會工作的基礎上，共同出資購置效率更高，單家獨戶卻無力購置的大中型農機共同或輪流使用，聯合引進技術甚至邀請專家服務，聯合申請注冊商標；但各家各戶仍自行種植、生產，產品出售給合作社，再由合作社分級后以自己的品牌包裝后統一外售，合作社擁有一定的資產和資金。
這種模式的缺陷在于，農戶間協作深度仍然不足，不能實現復雜、嚴格、現代化的管理，協調好生產資金的支配和生產過程的監控。
（5）股份制合作社。再進一步，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社（公司）的方式進行農業集約。農戶以資金和土地、勞力入股，按照協議確定股份，由全體股東大會對所有土地、勞動力、農資、農機等生產要素全權調配使用，決定土地的綜合利用方式和區域種植內容。
由于在經營比較復雜的經濟作物和達到一定深度和規模的農業生產、加工時，農戶需要進行科學、規范、精細的農業生產操作，這對農機和農民的個人素質要求都比較高，需要投入的資金也比較大，采用股份制的方式可以較好地協調好生產資金的支配和生產過程的監控，而且在生產的結束期，可以有更深的農產品加工或者銷售，這也需要更復雜、嚴格、現代化的管理方式，不是簡單的合作組織就可以協調。
最為關鍵的是，勞動的密集投入和耕地規模的擴大中，后者更易實現人均高利潤（對比美、以），所以提高單位耕地生產率和提高單位勞動生產率中，其它模式往往更、甚至只關注后者。農場將因單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減少勞動力數量，更容易走向規模化；經營聯合體、農業協會沒有力量整合資金和勞動；其它模式都沒有動力和能力去實現勞動的密集深化。只有農戶以資金和土地、勞力（!）入股的股份制合作社有動力和能力去通過“農、工、貿”一體化、“就地工業化”實現“城鄉一體化”。
以上分類并不絕對，實際上還有眾多的中間型和衍生型。
為避免重蹈人民公社的覆轍，我認為集約化農業的組建中應做到以下幾點：
（1）參考以色列、日本等國的相關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和規范各種形式的新型農場、合作社、農協、經營聯合體中公司與農戶關系等等，各項管理和運作機制。
（2）所有合作社（或農協）自成立之初即應在政府提供模板基礎上制定完善的規章制度，并在相關機構備案。
（3）規章制度中應明確社員的權利義務，監督機制，合作社（或農協）的解散程序，領導人選舉程序、重大決策程序，成員應有自愿參加和退出的權利，合作社（或農協）也有在滿足既定條件后吸納和開除成員的權利，在運作中應充分保護普通成員（或小股東）的權利。
（4）應把人力資源作為第一資源，保證所有農村適齡青少年上得起學，保證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不失學不輟學。同時結合發展現代農業的要求，加強對農民進行現代農業適用技術和職業業技術培訓，提高農民的科技素質，合作社和農協根據產業發展需要提出的農技和職業培訓計劃政府應予以補貼和支持。較大規模的合作社和農協在初期甚至可考慮由國家招聘列編技術人員長駐提供技術服務，政府根據合作社（或農協）的績效考核支付工資。
（5）加大農業補貼力度，通過政府補貼、優惠政策促進合作社、農協的組建和健康運行，逐步推行農業保險補貼、糧食儲備計劃、生產控制、貿易保護和信貸支持等政策，建立和完善建農業信息發布平臺、價格保護機制，擴大農產品的儲備能力。
（6）通過政府補貼、優惠政策促進合作社、農協和農場在生產中注重將現代農業新技術與我國傳統耕作、管理技術結合起來，例如采用復種、套種、精耕細作、田間管理和作物固氮技術，以及利用生物鏈防治病蟲害的農業綜合防治技術等。在吸收傳統農業技術的基礎上，把生物技術現代化作為農業現代化的首要技術決策，靠勞動密集投入的集約經營，走資源節約尤其是土地和水資源節約為主，以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和專用性為目標的綜合型技術進步道路，提高資源的利用率、轉化率和生產力。
6、只有集約化、產業化、機械化的農場和合作社才能跟上工業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科技水平、生產水平。并且產業化集約化的種植業更利于農田水利、道路等基礎建設，更利于農技推廣和機械化作業，可大大降低邊際成本，提高產量和效益。
只有股份制合作社（公司）這種深度整合，“農、工、貿”一體化，勞動、資本、技術密集投入的模式，才能農、牧、漁、果、加工業協調發展，在需大量短期勞力的水果、藥材等種植業和農產品深加工、配套工業等勞動密集型工業間游刃有余。而配套的工業可以容納剩余勞動力，延長農產品產業鏈，減少中間商環節，增加產品價值和利潤。最終以“城鎮化”部分代替農民的“城市化”，在區域化種植、集約化養殖、農產品加工和銷售領域發展專業化和社會化大生產，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實現城鄉一體化，讓留鄉和進城農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國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會救助、住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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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一下：
很多人沒有理解基布茲模式真正的積極意義所在。對中國而言，基布茲模式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如何在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同時實現耕地生產率最大化的模式！
從我前面貼的4國農業生產率的對比就可以看出：
以色列在勞動生產率達到日本3倍、中國12倍、美國60%（含季節性農場工人）的同時，耕地生產率是世界最高，達到了美國的近5倍，比以精耕細作著稱的日本和中國還高1/3以上！
A、為什么美國如此高的補貼、投入、科技，最后耕地生產率卻僅有以色列的1/5？
因為在“密集投入勞動、提高耕地生產率”與“擴大耕地經營規模、提高勞動生產率”中，后者更易實現人均高利潤（對比美、以），所以，私有農場往往只關注后者而忽視耕地生產率；只有基布茲模式和農戶以資金、土地、勞力（!）入股的股份制合作社才有動力、潛力、能力去整合資金和勞動實現勞動的密集深化，去通過“農、工、貿”一體化、“就地工業化”來充分地組織和投入勞動，提高耕地生產率。
B、為什么只有基布茲和股份制合作社才有動力、潛力、能力去提高耕地生產率？
首先，在這種模式下人力資源同土地、資金一樣是合作社的重要資產和資源，不可能象私有農場一樣更多地是把人看作利潤的分享者而因單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減少勞動力數量，所以有動力去提高耕地生產率。其次，農村、農業有水果、蔬菜、藥材、鮮花等種植業和農產品深加工、配套工業等勞動密集型工業，這些產業存在大量、短期、無法用農機完成的勞動需求，可以容納剩余勞動力，延長農產品產業鏈，減少中間商環節，增加產品價值和利潤；同時還具有比規模化農業更大的規模優勢（美國農場除輪休面積平均1563畝，基布茲平均7500畝），所以有潛力提高耕地生產率。最后，這種模式不同于經營聯合體、農業協會、合作制合作社等松散組織形式，可以深度整合土地、資金和勞動實現勞動的密集深化，所以有能力去提高耕地生產率。
高度智能化農機出現以前，面對農業生產中大量、短期、無法用農機完成的勞動需求，在美國農場只能使用季節性農場工人流動作業之時，在小戶經營只能是閑時閑死忙時忙死也無法延長農產品產業鏈之時，基布茲卻可以通過統籌安排各種農作物的播、收期，延長農產品產業鏈，合理協調農場工人在農田和工廠的勞動，實現對耕地和勞動的最佳利用，這就是基布茲和股份制合作社的最大優勢。
中國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只能基于這樣的基本國情：“人多地少錢少”。
一方面，因為歷史欠賬，實際每年約1000萬人已經是新吸納農民工市民化數量的極限，從一、二線城市向三線甚至四線城市蔓延的交通擁堵，房價高漲，醫療教育資源緊張等等情況都證明了這一點。在沒有足夠充分的準備（工作、住房、教育、醫療）前，農村人口城市化浪潮的過早和超常規模的來襲將是場極為恐怖的災難，它將輕易制造出十倍于印度的貧民窟！所以，中國應力求以“城鎮化”取代“城市化”，以“就地工業化”分流、吸納部分原計劃擁入城市的人口，分散、分擔超負荷的城市壓力，避免出現貧民窟和至少部分解決“農民工問題”，最終實現留鄉和進城農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國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會救助、住房保障。
另一方面，我國現有農村人口近7億，以每年2000萬人的城市化進程，考慮到農村人口增長高于全國平均的情況，在30年以后也仍然有1~2億農村人口。
而兩相比較，如果采用以色列模式，以集約化、產業化、機械化和就地工業化的合作化生產，我國農村18億畝耕地可以提供0.3億個高標準就業機會，如果包括就地工業化的合作社可容納1.2億人（按基布茲比例計算），而采用美國模式最多只能提供150~200萬個高標準就業機會，如果包括廉價的季節性農場工人也只有約600萬。
中國人多地少錢少的現狀決定了中國必須盡可能地精耕細作，在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中更重視前者。說白了，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盡可能提高產量，多安置人口。
一切農業產業發展升級的構想都必須以此為前提，否則就是空談！
要以密集、深化的勞動投入和資金技術投入在小面積耕地上獲得高效益，其核心在于正確的科技發展方向。
所謂“正確的科技發展方向”，是指農業科技發展不應只關注產量或利潤的提高，更要把農業生產過程中資源配置效益的提高置于一個核心的位置。
例如，在不增加化肥用量的情況下采用配方施肥一般可增產8%～15%；農業節水技術對提高農田水分利用率的作用十分明顯，傳統的土渠輸水滲透損失占引水量的50%～60%，而如果采用地埋軟管輸水灌溉，則可節水43%；水稻品種50~70年代由高稈品種改為矮稈再改為中稈品種，和70年代中后期雜交水稻選育推廣，由于光合效能、抗逆能力、收獲指數的提高，在同樣投入的情況下單產可增產20~30%。
再如，小麥和大麥輪作可減輕小麥的梭條花葉病和大麥的黃化花葉病；小麥、水稻水旱輪作能減輕小麥全蝕病的發生；適當灌溉可抑制傳毒蚜蟲；棉花田增施鉀肥可減輕葉莖枯病的發生；水稻苗期控制氮肥使用，可控制稻瘟病和白葉枯病。還有改變耕作制度，實行輪作和間作套種，選用優良品種，調整播種期，合理的肥水管理，消滅病蟲草源等；這些利用和改進耕作栽培技術控制病蟲草害的農業綜合防治方案就比簡單粗暴的化學手段好得多。
這些成功的案例值得我們在今后進一步發揚和學習，國家應大力支持優良新品種、農業節水技術、農業綜合防治技術、可用于間套作的農機技術等等的進一步發展和推廣。
有了正確的科技發展方向還要有高效的農技推廣體系。但這正是現在中國農村最為困難的。
自建國以來60多年，中國農業增長的基礎，除農田水利外完全建立在工業化之上——化肥、農藥、農膜、良種等的推廣、普及。但在農技推廣體系崩潰后，農業技術的推廣、提高已相當困難，而嚴重缺乏資金的個體農戶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引導根本無法通過密集、深化的勞動投入和資金技術投入實現集約化農業。結果就是中國農業沒有美式的高勞動生產率卻有美式的高消耗，能量的“投入產出比”逐年下降，甚至畝均化肥、農藥用量已遠高于美國，土壤污染和退化愈演愈烈……
以消耗6000萬噸化肥（折純）200萬噸農藥（原藥）400多萬噸農膜為基礎年產6億噸糧食，這是中國工業的驕傲，卻是農業的恥辱。
事實上，“三農問題”的根源正是小農經濟的低效率，和自給自足、封閉保守、土地分割細碎、生產單位小散多對農技推廣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阻礙。種植規模過小必然造成種植、交易和產業升級的單位成本過高，僅靠種糧（甚至包括部分經作）根本不足以維持生計，更無力實現農業農村的發展和提高。
只有產業化集約化的種植業才更利于農田水利、道路等基礎建設，更利于農技推廣和機械化作業，可大大降低邊際成本，提高產量和效益。只有集約化、產業化、機械化、適度規模化的農場（合作社）才能跟上工業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科技水平、生產水平。
“三農問題”并不是國家單純地在農村農業投入資金就能解決的，工業反哺資金應該被用于促進土地流轉，促進集約化、產業化、合作化農業，讓小農經濟在有序可控的情況下退出歷史舞臺（關鍵是應確保流轉后失去土地的農民進入社保體系），而不是用于讓小農經濟茍延殘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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