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住總額，控制每一筆大額資金流向，甚至控制農村合作社理事長動用信用合作資金的權力，為達到農村合作社信用合作的零風險，河北玉田縣采取了“強硬”作法。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允許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金融組織。早在2004年，全國首家農村資金互助社就在吉林誕生，但十年來，農村資金互助組織的發展現實依然“骨感”，而多地頻頻曝出的合作組織負責人攜款跑路事件，更讓這一新興的農村金融組織發展之路充滿曲折。農村資金互助組織十年發展踏步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典型樣本值得推崇借鑒？近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來到兩度獲批成為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的河北省玉田縣，試圖為讀者解讀一個農村資金互助零風險管控的玉田模式。
控制住總額，控制每一筆大額資金流向，甚至控制農村合作社理事長動用信用合作資金的權力，為達到農村合作社信用合作的零風險，河北玉田縣采取了“強硬”作法。
“掐住頭、咬住尾”—這是玉田縣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副主任軒甫華3年來的實踐經驗。軒甫華主抓農村合作社信用合作改革。在各地頻頻爆出合作社負責人卷款跑路事件的當下，他清醒地認識到，游戲規則稍有不慎，農村合作社信用合作資金就會面臨風險。
在重重制度設定與突圍之中，二次入選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的玉田縣，從建立現代農業投融資機制到細化為村級融資擔?；?、農村合作社信用合作，3年來的探索經驗形成了一個可供參詳的風險防控樣本。
玉田試驗
位于京津唐三角地，與周圍諸多擁有礦產資源而牛氣的兄弟縣市不同，玉田縣是傳統的農業大縣。
而農業大縣玉田同樣遭遇了農業發展的資金瓶頸。資料顯示，玉田縣對普通農戶的小額融資缺口仍相對較大，主要表現在：國有金融機構小額農貸滿足率不足，且需要工薪人員擔保；小額融資需求農戶多、范圍廣、經濟實力相對薄弱，不能提供合法足值的擔保抵押物，金融機構及擔保公司難以滿足其融資需求；“民間借貸”方式融資現象時有發生，因運行不規范，成本相對較高。據初步測算，目前全縣每年小額融資缺口在3.5億元以上。發展農村專業合作社信用合作，緩解農戶小額融資需求勢在必行。
2011年12月，玉田縣被農業部 、中國銀監會等四部門批復為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承擔建立現代農業投融資機制的金融改革試驗任務。2014年11月，玉田再次獲批第二輪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從第一輪試驗建立現代農業投融資機制細化到第二輪村級融資擔?；鸷娃r村專業合作社信用合作試點試驗，并在村級擔保基金貸款中推進小額農貸保險 ，建立貸款+保險的銀保互動機制。
作為較早進行合作社信用合作業務改革與監管試驗的玉田，同樣面臨信用合作資金監管難題。
“農村專業合作社信用合作，是金融問題，可是由于無法在銀監局獲批，只能在民政局注冊，所以是由我們擔任起監管責任，我們是以行政的身份去管金融的事情，而實際操作中會存在一些制度壁壘。”軒甫華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所以在風險監控與把握上，我們要投入較大的行政成本”。
軒甫華認為，要在合作社信用合作中實現完美的風險防控，就必須遏制資金的投機沖動。他指出，“當初選擇試點，18份材料遞到我桌子上，但我們的遴選門檻極高，最終只選擇了兩家，謹慎為重”。
目前，玉田縣共有兩家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業務，分別是鴉鴻橋鎮福泰農村資金專業合作社和陳家鋪鄉集強農村資金專業合作社。兩家合作社于2012年3月在縣民政局登記，并在唐山市農村資金專業合作社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備案，已開業運營近三年。截至2014年11月末，鴉鴻橋鎮福泰擁有社員1538戶，資金總額2735.53萬元，全年累計投放互助金3172萬元，投放農戶260戶，實現利潤153萬元；陳家鋪鄉集強有社員304戶，資金總額為803.5萬元，其中基礎股金500萬元、互助金275.1萬元，全年累計投放互助金891萬元，投放農戶95戶，實現利潤30.3萬元。
“玉田與其他開展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地方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即禁止合作社使用互助金進行大額投資行為，只能在社員內部調劑使用。”鴉鴻橋鎮福泰理事長白利國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玉田的具體做法是，在資金投放上堅持區域性和內部性，資金投放限制在本鄉鎮區域內，限定在本社社員范圍內，資金僅限社員用于農業生產發展使用，并且堅持短期、小額，投放期限一般為半年左右，最長不超過一年，單筆、單戶累計投放一般在15萬元之內。超過15萬元的，必須上報縣監管辦公室備案，最高限額不超過30萬元。這也意味著，即使是合作社負責人，也只能累計提取15萬元使用。
資金限定農業用途、禁止資金大額外流、合作社負責人也不能存在“特殊待遇”，這就是軒甫華所謂的“掐住頭、咬住尾”，簡單、直接、老派、保守。
一位來自北京的對玉田縣農村改革試驗區進行中期評估的專家對此曾表示過疑惑，他認為，如果合作社可以將資金進行集中投資，社員可以獲得更多分紅，也有利于吸引更多注資。對此，軒甫華指出，“一般而言，合作社負責人普遍擁有其他產業，允許合作社利用互助金進行投資必然會導致資金優先流向負責人所擁有產業，這不就變相地造成了低成本非法融資嗎？而合作社負責人的經營素質千差萬別，一旦其經營出現風險或資金鏈斷裂，勢必導致合作社信用合作的資金風險加劇”。
對于即將開始的第二輪農村改革試驗區任務，玉田仍然審慎而穩重，按照縣里的規劃，將有額外3~5家合作社進行信用合作，但依然只有與合作社主導產業發展經營密切相關的農戶方可申請加入，且不得超出縣域范圍。
監管難題
農村專業合作社信用合作已經走過了10年的風雨歷程。
2004年，全國首家農村資金互助社—吉林梨樹縣閆家村百信資金互助社成立。10年來，合作社信用合作業務以不同稱謂、各種形式在全國鄉村發展演變。據《經濟觀察報》報道，由地方政府發起、在民政局、供銷社、金融辦或農工部注冊的農村資金互助社超過5000家，農村專業資金合作社超過1225家，可以開展資金互助業務的農村專業合作社超過60萬家，農民自己發起未注冊的則無法統計。
關于農村專業合作社信用合作，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薛桂霞在一篇論文中指出，“這些信用合作組織可以分為4種：由銀監部門批準的農村資金互助社、農村專業合作社開展的信用合作、由各級扶貧辦利用財政扶貧資金設立的扶貧互助社、農民自發或外部資金推動成立的資金互助組織。其中依托農村專業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占主體地位”。
由于類型的差異，導致農村專業合作社的信用合作業務在多地監管操作中要么門檻太高難獲牌照，要么陷入多頭管理，要么陷入監管真空。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梳理發現，財政局、農業局、農工部、金融辦、工商局、質監局、稅務局等主體均可以出現在各地不同的監管主體設置上。而這種糾結的監管局面，使合作社信用合作業務長期徘徊在 “合法”、“合規”與“非法”、“違規”之間，并且難抑資本固有的投機沖動。據多方報道，近年來，江蘇 、河北、山東等多地頻頻出現資金合作社負責人攜款跑路事件。
稱謂難定
合作社成員將閑散資金放入合作社，供其他社員取用以發展農業，這種帶有“互助”性質的農村融資方式，從民間實踐進而上升到中央扶持，但其稱謂變化恰好折射出政策在面對這一新生事物時長達8年搖擺的決策蹤跡。
早在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允許有條件的農村專業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之前，合作社信用合作已經以“農村資金互助”的名義進入中央視野。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引導農民發展資金互助組織”。2006年底，銀監會出臺《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的意見》，將農村信用合作組織列為新型的農村金融機構。
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全面發展的農業經濟遭遇資金饑渴，卻難求體制內“活水”：網點分布廣泛的郵政儲蓄變成了吸收農村資金的“抽水機”，作為轉存款把錢主要轉向了城市里，農村卻基本用不到；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下鄉步伐則剛剛起步；商業性金融機構亟需重新下鄉。
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中央在 《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第一次明確提出 “允許有條件的農村專業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當時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陳劍波在接受《成都商報》專訪時表示，這是《決定》最新的突破，小型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問題需要解決，包括小額貸款公司、信用社，特別是一些不發達地區的信用社很缺資金，儲蓄滿足不了其信貸需求。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梳理發現，2009~2014年的六份中央“一號文件”里，有三份提及“合作社信用合作”，兩份提及“農村資金互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