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是我國三大主糧作物之一，近10年，玉米在我國糧食作物生產中分量不斷增加。
2006年，國內玉米種植規模和產量首次超過小麥，躍居禾谷類作物第二位，其產量接近糧食總量的30%；2009年玉米種植面積2666萬公頃，首次超過水稻；2012年玉米產量上也越過稻谷，成為第一大糧食作物品種。
最近，中國農業大學圖書館情報研究中心李晨英及其團隊的一項研究表明，和生產發展同步，我國玉米相關科學研究也是方興未艾。
研究從發文量、綜合影響力指標I3、高水平論文數量等方面展示了我國玉米領域學術研究的十年變化：中國研究人員十年間實現了一個飛躍；而中國農業大學的研究力量在這一躍中表現得分外出彩。
不斷上樓梯的我國玉米領域研究
“科學研究是推動產業發展的基礎，玉米生產大國往往也是玉米研究學術論文的高產國。”李晨英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作這個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我國科研機構和國家整體在玉米研究領域的學術影響力。”
李晨英的研究以湯森路透WOS合集數據庫為基礎數據源，采用文獻計量方法，對2005年以來發表的20302篇關于玉米研究的學術期刊論文進行了統計分析。
數據顯示，我國玉米研究在數量上已經成為領跑者，在質量上也躋身前列。
按通訊作者所屬國家統計可以看出，過去10年中，美國發文量基本保持在450~500篇；而在2005年，我國論文數量為62篇，此后年年攀升，2014年已達507篇。
從位次來說，研究文章產出穩定的美國較長時間穩居首位，中國自2006年起連續6年數量穩居第二位，2013年開始“逆襲”，連續兩年在論文數量上領先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該研究除了選用論文數量、被引頻次、高水平學術論文數量及其占比、國際合作等常用科研評價指標外，還選用了綜合影響力指標I3進行分析。
“這是一種更適用于限定在某個具體研究領域內的、新的科研影響力評價指標。”李晨英介紹。而以該指標來評價研究文章質量，美國一直穩居首位；中國論文數量快速增長的同時，影響力差距在不斷縮小——如果反映在圖表上，和其他國家平穩的態勢相比，中國論文數量及綜合影響力I3表現為節節高的趨勢。
“從2005年至2015年5月整體和每個年度綜合影響力指標前十國家的數據可見，未來玉米研究領域國家間的競爭主要是中美之間的競爭，”李晨英分析道，“這種競爭不再是數量的競爭，而是論文質量的競爭。”
中國農業大學玉米研究成果顯著
在完成國家層面學術影響力比較的基礎之上，李晨英及其團隊還對機構層面的學術影響力進行了計量。
研究發現，近年來，我國科研院校論文產出量快速地增長。據統計，共有22個機構入圍個年度發文量前十，其中，中國科學院和中國農業大學連續9年位居其列，中國農業科學院和四川農業大學分別入圍5次和2次。
其中，中國農業大學的成績單更可謂分外出彩：其一是自2006年中國農業大學在玉米研究領域年度發文量進入第一梯隊以后，一直出現在前十位行列，2012年以來發文量保持在70篇以上，連續3年已經位居世界第一；其二是中國農業大學在該領域綜合影響力指標I3僅次于美國農業部農業研究局。美國的農業部農業研究局以及愛荷華州立大學連續十年位居排行榜前十；中國農業大學九度上榜，2008年I3躍居至第二位，2012年開始超過美國農業部農業研究局，但十年整體水平仍有不及。
但是，如果同時考察高水平論文與發文量位次、綜合影響力指標I3位次的差值，中國農業大學與美國農業部農業研究局以及其他機構相比仍有待進一步提高，相比之下，明尼蘇達大學、霍恩海姆大學、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等機構高水平論文方面的表現相對更加顯著。
“我國科研機構在發文數量上進步很快，但是在高水平論文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在這方面我國和美國的差距更加明顯。”李晨英在研究報告中寫道，她認為，這提示我國研究者要加強和美、加、德、法等國頂級機構的高水平合作。
論文數據的背后：種子的力量
那么，中國農業大學近年來在玉米研究領域成績顯著的奧秘又何在呢？
進一步對統計數據細讀，按校內機構來說，國家玉米改良中心是中國農業大學玉米遺傳育種研究的重鎮，中心的研究人員為上述“成績單”帶來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貢獻。
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以我國老一輩科學家李競雄教授為學科帶頭人的研究團隊，在國內大力推動玉米雜種優勢利用研究，由此帶動全國玉米雜交種選育推廣，為我國玉米增產增收作出了重大貢獻。之后，以戴景瑞、許啟鳳、宋同明教授為代表的創新研究團隊，相繼在高產育種、高油玉米等資源創新方向上開展工作——1998年農業部依托中國農業大學建立國家玉米改良中心，這一代科學家是中心創建者。
玉米中心成立以后，戴景瑞院士帶領的這支隊伍在開展群體改良、自交系和雜交種選育的同時，較早地開展分子育種技術的研究和應用。他們以分子標記輔助育種為目標，先后探索了RAPD、RFLP和SSR等分子標記技術對育種材料進行聚類分析和雜種優勢群的劃分，開展了全基因組的連鎖圖譜的構建和重要農藝性狀的分子標記定位研究，同時對玉米基因的差異表達、產量性狀QTL與雜種優勢的遺傳基礎以及雜種優勢的預測等方面都開展了逐步深入的研究。
如果說創新型研究的成果積累和釋放，是中心論文高產出的基本原因，那么，近年研究高產也是玉米中心人才奮興的必然結果。
在國家玉米改良中心樓二層，有一張關于玉米育種研究隊伍的“譜系圖”——以中青年為主體的研究隊伍已經形成。這些研究者，也正是玉米育種研究高水平論文的作者：2005年以來，中國農業大學在C-N-S以及NG雜志發表的論文中，主要涉及玉米的4篇均來自這些中青年研究者。而在WOS中檢索，通訊作者為中國農業大學研究人員的“高被引論文”作者群中，玉米中心這支隊伍也是較多出現的幾個群體之一。
圍繞產業鏈的多學科研究
李晨英及其團隊的研究還發現，科研機構在玉米研究領域的優勢，也是由其機構內分數不同學科的多個部門共同形成的。具體到中國農業大學，其整體優勢的形成，資源環境學科的貢獻功不可沒。從研究的統計結果可以了解，這十年工作中，玉米是資源環境學科“養分資源綜合管理理論和技術體系”研究中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對象之一。
中國農業大學資源環境學科是中國近代土壤學和植物營養學的發源地。1992年前后，他們提出了植物營養科學的概念和研究領域，用10年時間基本上建立我國植物營養研究的理論體系，研發了大量的應用技術。
2004年，中國農業大學資源環境學科的研究者們曾經聯名完成《十多年來我國植物營養研究的部分進展與啟示》一文，其中一個重要的分析就是“發展具有我國特色養分資源綜合管理理論和技術體系是我國植物營養今后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這篇文章可能也是了解這個學科研究的一個入口——這篇并不很長的文章署名有10多位作者，“巧合”的是，檢索發現，這些科研工作者也正是中國農業大學在該學術領域中“高被引論文”的基本通訊作者群。
可以說，資源環境學科和作物遺傳與育種學科在玉米研究領域的“相遇”，正是中國農業大學傳統學科從不同的研究原點出發，圍繞國家農業科技重大需求和國際學術前沿，不斷向前開展研究的縮影。
“我從研究中得到的最大啟發是，玉米領域研究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的提升，不是僅僅靠某一學科，而是有賴于與玉米相關的學科都要同時開展研究，”李晨英說，“也只有整個產業鏈上的科研工作者進行全方位的共同攻關，我們的研究實力才能真正得到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