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草枯，一種劇毒除草劑，很多農民非常熟悉。除草威力大，但對人體的傷害也非常大，一旦中毒，沒有解藥。因此，在2016年7月1日，被國家下禁令禁止百草枯水劑的使用。然而，禁令下了一年，可是很多地方卻仍有售賣。
百草枯水劑禁用一周年偽裝后再現市場
記者走訪了濟南市黃河鎮多家農資超市，發現幾乎每家店都有粉劑和膠劑的百草枯在售賣。國家明令禁止的水劑，幾乎都看不到。但當記者詢問有無水劑除草劑售賣時，店家拿出了另外一種產品敵草快。
“這就是百草枯，只是換了商標名。國家不讓賣百草枯了，撤銷登記了，所以就給百草枯換了名。”一家農資超市的老板拿著手里的敵草快對記者說。
通過對比，記者發現，敵草快除了名字，包裝幾乎和百草枯水劑一樣，瓶內藥水也是墨綠色。百草枯水劑禁用之后，這種東西幾乎占據了農村市場。那么敵草快究竟是不是國家禁用的百草枯呢?這個問題也引起了齊魯醫院中毒與職業病科的注意。作為全國最大的百草枯中毒治療基地，科室主任菅向東從科研課題的角度著手對敵草快與百草枯的關系進行了分析。
“我們在臨床工作中發現，敵草快的中毒臨床表現和百草枯非常的相似。理論上來講，敵草快的毒性比百草枯要小一些，但事實上，兩者在臨床表現中，沒有差別。”為了進一步論證自己的判斷，菅向東對敵草快和百草枯的成分進行了相關的毒檢。“我們在濟南市周邊，買了幾瓶敵草快商品，作為樣品。用色譜方法對其進行分析，發現這幾瓶樣品峰值都在百草枯上，沒有敵草快的成分。也就是說我們買的在市場上銷售的敵草快，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百草枯。”菅向東告訴記者。
同時，在禁令之后一年的時間中，通過對百草枯中毒病人的診治，菅向東也向我們透露了一個并不樂觀的消息。“這一年多的時間，我們接診的病例，有相當一大部分，是百草枯水劑中毒。這也說明，市場上仍有不少百草枯的水劑在銷售、使用。”菅向東說。
百草枯禁而不止的背后是擋不住的農業需求
禁令仍在，但是百草枯水劑仍然在農村大面積偷偷售賣，甚至改頭換面重新登場。百草枯究竟為何禁而不止呢?
“百草枯好用，那些草打哪死哪。”百草枯除草見效快，許多農民都給出了這樣的評價。除此之外，百草枯還能減少了耕地作業程序和生產成本。草打死了之后，不用耕地，這對南方稻田來說更為重要。數據顯示，每公頃實施免耕能平均增收1000元到1200元，降低作業成本20%左右。這在農業生產成本越來越高的當下，對農民來說無疑是不可抗拒的利好，這也催生了百草枯龐大的市場需求。
市場對百草枯的需求量有多大呢?生產百草枯的龍頭企業山東綠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有著更多的發言權，綠霸企劃部經理張衡昌提供了一組數據，水劑禁用之前，百草枯在我國年銷售量10萬噸，年使用面積5億畝次。而巨大的市場需求不會因為禁令的到來而減少，那么一旦禁令開始，張衡昌還有更多的擔憂。
“只要有需求就會有人去滿足這種需求，正規企業不敢干了，這些需求只能由那些不法的生產企業商販來填補。這其實給違法行為制造了溫床。掛羊頭賣狗肉，百草枯可能就會以這種名稱，那種名稱的形式出現，那這時候的風險性更大。”山東綠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企劃部經理張衡昌說。
禁令實施一年之后，敵草快出現，百草枯偷偷售賣，這些現象的出現，也昭示著一個事實：張衡昌所擔憂的問題都一一開始出現，監管的漏洞也被放大。如何堵上這個漏洞，這也引起了山東省政協委員韓萌的注意。“假設這個農藥有問題，可以通過編碼控制的方式，倒查回來，追溯源頭。要在市場上，加強對農藥的抽查力度，防止出現表面上叫這個名字，其實裝的是百草枯產品這種現象出現。”
一紙禁令能否管住百草枯的惡?
有著龐大的市場需求，卻被嚴令禁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劇毒農藥對生命的摧殘和傷害。百草枯的這種惡，遭到萬人聲討。那么，這一紙禁令能否夠擋住百草枯的惡呢?
“嗓子都爛掉了，嘴巴也是，說不出話來，反正感覺自己要死了嘛……”在齊魯醫院中毒科，記者見到了多位百草枯中毒的患者，幾乎每一位百草枯中毒的患者都會后悔喝下了那口藥，因為死亡的過程痛苦而緩慢，猶如加長版活埋。所幸這幾位都在齊魯醫院中毒科被救了過來，但更多的是在清醒和絕望中走向死亡。
數據統計，每年因百草枯死亡的人數多達數萬人，也正是因為無數生命的死亡，很多人呼吁百草枯禁令出臺。“任何代價不能以犧牲人的健康和生命為前提條件。凡是有害于人的身體健康、生命健康的農產品、農藥產品都應該列入禁止范圍之內，這個不應該動搖。”省政協委員王玉亮如是說。
省政協委員王玉亮的觀點可以說代表了當時禁令支持者的看法。在經濟效益和生命之間，更多的人選擇了后者，那么一年之后是否又達到了如期的效果呢?
“2016年7月1號以后，我們收治了一些膏狀百草枯中毒的病例，也收治了一些百草枯固體顆粒中毒的病例。”齊魯醫院中毒與職業病科主任菅向東說。齊魯醫院中毒科被認為是國內最權威的治療百草枯中毒的地方，禁令實施的這一年，菅向東幾乎每天都會接到來自全國各地的百草枯患者或各種求助電話。他們很多人都是被當地醫院宣判了死刑，送到齊魯醫院，最終獲得重生。“我粗略統計了一下，最近這五年，我們一共收治百草枯中毒的病例達2500多例，治愈存活的病例有1500多例，總體的治愈存活率達到62%。”菅向東說。
雖然齊魯醫院有著較好的治愈存活率，但是仍然改變不了百草枯無解藥的殘酷事實。在保護生命上，禁令似乎并沒有達到想要的初衷。
與生命保護的尷尬同時出現的，還有生產企業的轉型之痛。位于濟南歷城區唐王鎮的山東綠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因為百草枯的停產，正在謀求轉型之路，并研發新產品。與此同時，這條產業鏈上數十萬人的生計也受到影響。
“對原來生產百草枯的企業，或者說以它為主要產品的企業，國家最好還是有一點扶持引導政策。一方面是解決企業以后的生產問題，第二方面是解決企業員工的穩定問題。”省政協委員韓萌說。
“有效的監管，應該考慮到政府、企業、社會三方的利益，不管哪一方利益最大化或是不顧及其他利益需求的話，效果可能不是很好。現在看來，在百草枯這個問題上，是不是沒做到三方都滿意呢?我覺得政府在監管上是不是也應該有所反思。”省政協委員欒曉平說。
爭議中的百草枯禁令何去何從?
爭議聲中的百草枯禁令何去何從?仍有人在討論，但是對于百草枯的生產者和發明者來說，或許心中已經有了答案。綠霸企業的張衡昌告訴記者，“作為企業，百草枯這一篇已經翻過去了。”
而山東省農藥科學研究院院長、百草枯發明者、中國百草枯之父李德軍則給出了更意味深長的答復。“百草枯，我感覺是我一生當中做的科學研究工作里面，最得意的一個作品。沒有想到會給社會帶來這樣的副作用，讓那么多人因為它而遭受痛苦，而帶來災難，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從殺草神藥到奪命毒藥，百草枯的命運坎坷曲折，這紙行政禁令，也是在經濟效益和生命保護之間作出的一個選擇。然而，如何更好的保護生命，如何更好地扶持企業轉型，如何更好的促進農業發展，這也是禁令之后面臨的更復雜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