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農業部、財政部和中國民用航空局聯合印發通知，決定在廣東、浙江、安徽、江西、湖南、重慶等6省市啟動實施植保無人機購置補貼試點，這意味著今年植保無人機行業迎來政策“紅利”。植保無人機成為各地大規模統防統治的主力軍。
不過從研發、生產、推廣等環節綜合來看，農用無人機在我國仍處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起始階段，伴隨著無限前景的，還有不少掣肘與障礙。我國植保無人機市場處于何等狀況？無人機給農民帶來了哪些好處？今后又該何去何從？
無人機作業收益是人工的93倍
水稻病蟲害防治非常關鍵，過去在許多地方，純粹靠人工打藥，不僅費勞力，還容易中毒。今年，在浙江省遂昌縣大柘鎮北山村，62歲的種糧大戶吳仙根一改往年除蟲季“挽褲腿、搶晴天”的勞作，在田邊當起了“甩手掌柜”，不用再辛苦打藥。
只見一架植保無人機來回穿梭，其最多承載6公斤，在風力的作用下，滴霧狀藥液直達水稻根部，兩個多小時就完成了60畝水稻的打藥工作。早在2015年，遂昌當地就出臺政策：購買農用無人機政府給予7成補貼，對水稻統防統治，每畝每年還有60元的作業補貼。夏天時，稻飛虱侵襲嚴重，這兩年的“蟲口奪糧戰”，植保無人機還解決了農戶“亂打藥”的問題。
去年，遂昌的植保無人機由原來的3架增加到9架，作業面積1萬余畝。當地專門成立了植保服務公司，4名飛手全都通過專業認證，隊伍非常年輕化，日均作業能力超過千畝，能基本滿足當地農民的打藥需求。
在浙江大學生物系統工程與食品科學學院院長何勇看來，植保環節一直是我國農業生產全程機械化的一大短板，隨著農業現代化的推進以及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機器換人”是大勢所趨。“近三年，農用無人機算是跨過了醞釀期，未來五年內，仍將保持高速增長。”何勇認為，大量新型經營主體和中介服務機構的涌現，也為農用無人機施展拳腳提供了廣闊舞臺。
綜合各地的使用情況來看，與傳統人工打藥相比，利用無人機進行植保作業，具有高效、節藥、安全等優勢，而且適應性很廣，在山地丘陵和高桿作物上，植保無人機的優勢更加明顯。何勇舉例說：“如果采用15公斤有效荷載的單旋翼電動無人機進行作業，年度收益分別是機動噴霧機和人工噴霧的25倍和93倍。”
“隨著農業現代化的深入發展，農用無人機除了在植保上大量應用外，在雜交授粉、農業遙感、近地面物聯網信息采集、病蟲害的偵查與診斷等方面，同樣具有非常大的應用潛力，市場規模也非常可觀。”何勇說。
落地仍需克服諸多挑戰
我們采訪發現，相比于產業崛起的驚人速度，廠家天南海北演示搞得轟轟烈烈，以及企業間日漸白熱化的競爭，農用無人機到了落地層面，卻有些“水土不服”。為何會出現如此“一冷一熱”狀況？何勇認為，主要還在于仍有不少問題亟待解決。
首先在技術研究上，就目前而言，植保無人機起降次數多、續航時間短，同時低空低速飛行的穩定性也有待提高；由于植保無人機的噴灑技術尚未成熟，缺少應對不同作業條件的作業規范和精準施藥控制系統，容易發生農藥漂移等現象。總之，亟需研發高自動化水平、智能變量作業的專用機型及飛控系統、低空遙感設備等。
其次是生產和作業的標準問題。盡管像湖南等地區已經制定了相關地方標準，但在國家層面，無人機的生產、檢測和操作標準尚未出臺，因此企業只能各自為政，按自己的標準進行生產，從而導致產品的實際性能參差不齊，市場上魚龍混雜，給使用帶來諸多隱患。
何勇坦言：“為了給農用無人機建立一個健康有序的良性市場，減少安全、穩定性等質量缺陷問題，完善操作流程，同時提高機器的普適性，由行業和相關政府部門共同來制定市場準入標準、作業流程規范、作業質量標準、安全防護措施、維修保養規范等，顯得迫在眉睫。”
作為新型農機，植保無人機在實際推廣中，價格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標準的缺失，導致過去幾年植保無人機一直難以納入全國統一的農機購置補貼范圍。
今年，廣東、浙江、安徽、湖南等6省市開展植保無人機購置補貼試點。不過，面對幾萬元甚至數十萬元的投資，許多農民仍然望而卻步，再加上性能的不穩定性，購買熱情自然大打折扣。
第四個問題在于“人”。據了解，盡管目前各地涌現出不少專業“飛防隊”，但專業飛手的緊缺，在某種程度也抬高了農用無人機的市場推廣成本和培訓成本。隨著培訓觀摩活動的增多，像浙江大學就能提供一條龍培訓服務，這一問題有望得到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