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基礎金融服務供應不足,貸款難貸款貴問題咋解決
浙江探路“農村金融自治”
貸款方便了,額度增加了,農戶更守信用了
地處臺州市三門縣花鼓漫島的濤頭村三面環海。時近初冬,這里的陽光依然溫暖。
村里450多戶村民,大多數從事海水養殖。村子旁邊就是村民各家的魚塘,陽光下水面閃著粼粼的波光,不時地會見到白鷺掠過。
村民陳華法的魚塘也在這里。老陳今年已經50歲,承包了一口30畝的魚塘搞混養。塘里既出青蟹、血蛤,也出小白蝦和蟶子。
往年,陳華法只承包了十六七畝的魚塘,看到這幾年水產形勢好,今年擴大了規模,租金也高了。“前年一畝塘一年還只要2800元,今年漲到了將近5000元,”老陳說。
再加上種苗、餌料、肥水等費用,40多萬元的投入讓老陳犯了難,也讓他平生第一次貸了銀行的錢。
“以前為啥不貸款?”“那時覺得手續肯定特別麻煩,咱在銀行又沒有熟人,也沒啥能押給銀行的,想貸就能貸到?急用錢就找親戚朋友借。”
“那今年為啥貸了?”“方便了唄,想貸款找‘村長’就行。”
貸款不找行長,找“村長”。這個變化源自中國農業銀行在浙江開展的“農村金融自治”模式試點。
濤頭村村主任林小快快人快語,“去年我們村被農行評為‘農村金融自治村’,給了我們3500萬元的信用額度。村民有貸款需求時,只要在村里找5位聯保的村民,再由‘村兩委’審核、公示,農行審核通過,就可以拿到貸款,辦理流程非常簡便。”
按照這種模式,陳華法貸到了20萬元。村里和老陳一樣拿到貸款的還有將近200戶村民,單戶額度最低的為5萬元,最高的30萬元。
林小快說,“農村金融自治”模式的貸款和以往的小額貸款比,不僅手續方便,額度變大,利率也更加優惠,以月息6.5厘按天計息。而且還考慮到農民用款季節性、臨時性強,一次授信后,村民可以通過農行設在村里的自助設備,隨借隨還,不用不算利息,相當于村民手里多了一大筆活錢。
自從向銀行貸了款,陳華法每天4、5點就起來去魚塘,喂料、清塘、下網,“現在得比過去更上心,耽誤了還銀行貸款,影響的可不只是我自己的信用。”
“村兩委”成為農民與銀行間的橋梁,定向破解農戶貸款“五難”
一直以來,貸款難、貸款貴限制了農民享受金融服務的權利。臺州市銀監局副局長毛江鋒認為,這一方面是因為農村金融供給不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銀行與農戶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
農行浙江省分行行長馮建龍說,正是因為信息不對稱,導致銀行在做農戶貸款時有“五難”:可貸農戶難選、放貸額度難定、貸款用途難管、管理成本難降、銀行風險難控。
“五難”如何破解?馮建龍說,“農行在長期服務‘三農’的探索中發現,‘村兩委’最適合成為農民與銀行之間的橋梁。”因為長期扎根在村民之中,“村兩委”最了解村民的人品和信用,最能管控農村的物權,最希望村民致富,最能及時識別農戶貸款風險,最能協助銀行化解農戶貸款風險。
從“村兩委”的“五最”破題,2013年下半年,農行開始試點農村金融自治模式。馮建龍說,農村金融自治,其核心是“六自”流程。“客戶自薦”,農戶向“村兩委”提出貸款需求,經“村兩委”公開篩選出誠信農戶向農行推薦;“擔保自組”,農戶提供“村兩委”認可的保證人;“借款自主”,貸款經過農行審核簽約后,農戶在額度和期限內隨時通過“惠農通”等渠道獲得貸款;“用款自律”,村民對貸款進行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自我監督,確保貸款用于合法生產經營和生活消費;“服務自助”,農民足不出村就可通過“惠農通”機具辦理;“守信自勵”,農行為每個村、每個農戶提供的優先信用額度、利率優惠幅度等政策直接與各自的金融自治情況掛鉤,自治情況越好,獲得的優惠越多。
針對聯保貸款擔保鏈風險時有發生的情況,也有人提出以村民自治、農戶聯保為核心的農村金融自治,會不會重蹈覆轍?如若一些村級組織凝聚力不強,會不會造成金融權力的濫用,導致道德風險?
農行臺州市分行行長金躍強說,農村金融自治在授信額度、試點村選擇、服務農戶等方面都做了詳細的方案,以防范風險。在授信額度上,農村金融自治進行總量控制,每戶一般在10萬元以內,根據經營規模最高不超過30萬元。根據測算和試點情況看,農戶具備償還能力,不會導致擔保鏈風險。在選擇金融自治試點村時,注重村自治結構是否合法、完善,“村兩委”的公信力和向心力是否強。此外,村民的信用等信息都列入信用評估范疇。
林小快說,今年2月村委會在村里貼出貸款通知后,一下子有將近300戶表達了貸款意愿。“村里定了一條原則,只資助養殖戶,想拿貸款辦企業、做生意的堅決不批。”看到“村兩委”的態度,幾十戶撤回了申請。“村兩委”經過對村民貸款申請詳細審議,又否定掉了十幾戶的申請。
據了解,“農村金融自治”模式試點目前已推廣到浙江205個行政村。截至9月底,這些自治村的貸款余額達7.15億元,惠及農戶5858戶,沒有發生過一筆逾期。
有助于解決農民擔保難題,推動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為農村帶來多重利好
記者調查了解到,通過推廣農村金融自治模式,不僅方便了農戶貸款,也有助于解決農民擔保難題,推動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在林小快看來,通過農村金融自治,“村兩委”服務能力和經濟自主權增強了,村委村民之間信任度提高了。
近年來,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農村居民創業和擴大經營規模的意識逐漸增強,對貸款融資的需求愈發迫切。但普遍缺乏有效抵押擔保,是農戶貸款難的瓶頸問題。馮建龍認為,通過推廣農村金融自治模式,將農戶在村內的為人、信用、個人能力、家庭和睦等無形資產轉化為可以融資的社會資本,能夠有效破解擔保難問題,降低融資成本,讓農戶貸款更方便快捷。
按照農行浙江分行出臺的《農村金融自治模式實施方案》,金融自治村有效期限為三年,其間農行根據農戶的守信情況,給予自治村提高貸款額度、降低貸款利率的優惠。如果村里出現多人逾期或者逾期三月以上未歸還貸款等情況,優惠條件會取消,如果不良貸款超過了一定額度,還會啟動退出機制。這讓村民認識到了“信用值萬金”。林小快說,“現在是一人當‘老賴’,全村不答應。因為一戶人家的信用會影響到全村的信用等級。”
然而,農村金融自治在推行過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難。馮建龍說,以永康為例,全縣有700多個村,但農行的物理網點只有18個,客戶經理60多人,有限的人手服務這么多鄉村,時間、交通等成本都很高。農村金融自治作為普惠金融的突破口,要讓農民真正得到實惠,也要讓銀行實現業務有效益、還貸有保障,這樣才能保證可持續發展,保護金融機構服務“三農”的積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