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勢嚴峻
國務院關于促進現代種業發展的意見出臺后，給處于困境的民族種業輸入了新的活力，使我國種業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得到較好的發展空間。但發展機遇稍縱即逝。企業、科研單位和管理者遵從市場經濟規律，推進改革與創新，才能抓住機遇。
當前，我們不但面對復雜和嚴酷的外部競爭壓力，還需要認識內部障礙。第一輪改革的受益者應繼續推動改革，而不應成為后續改革的障礙。這是中國種業發展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情況。基層科研單位和企業認識到改革方向，但他們的操控能力比較弱。
今后十年對我國種業發展很關鍵，雖然還看不到十年以后可能會是什么結局，但現在不能猶豫，須抓住決定方向與命運的關鍵時機。大家都說種子產業關系到國家糧食安全，但糧食安全可以有不同的解決途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會有不同的解決方案。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要重蹈了巴西和阿根廷的覆轍。但走什么路是由經濟規律決定，不是個人意愿能夠選擇得了的。
由于內部原因，過去二十多年里我們耽誤了一些時間，改革與創新方向模糊，使種業發展面臨巨大壓力。當前，全球范圍內小麥和稻米的供求矛盾趨緩，國內供求也基本平衡。問題就出在玉米和大豆。今天大豆局面的根源不在種業，在于糧食生產能力和經濟利益的平衡。目前的解決方案是以最小的代價滿足國計民生需求，同時整體上對農民有利；而玉米的供求矛盾就復雜得多。
2015年，我國玉米需求2.2億噸，2020年將達到2.5億噸，盡管我們現在的生產能力達到創紀錄的1.97億噸，缺口仍很大。個別專家不認同這個巨大的需求壓力，因為它超出了當前的科技支撐能力，而進口玉米的敏感性將遠遠超過大豆，需要引起警惕。但我們必須根據這個現實需求來制定發展戰略。
玉米的供求矛盾復雜在哪里？
過去20多年里，玉米面積從3.2億畝增加到5億畝，擴大面積對我國玉米增長的貢獻率超過70%，而產量增益的貢獻率不到30%；小麥的增產貢獻率卻幾乎全部來自產量增益。再比較我國主要農作物產量的相對增益速度，這比絕對增益更能反映糧食安全指數。過去21年里，玉米產量增益每年0.8%，水稻0.7%，而小麥卻一直保持每年2%的世界先進水平。小麥不搞超級，也沒有推廣雜交種，但科技資源整合得比較好。
與其他國家相比較，過去21年里，美國玉米產量增益一直保持每年145公斤/公頃的高速度，阿根廷更是高達每年244公斤/公頃，同期中國只有每年35公斤/公頃。我們有理由問，中國的玉米怎么了？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種業發展緩慢和散弱是一個重要原因，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育種方向和技術路線失誤，導致品種不給力。科技人員越是強調品種的重要性，肩上的責任就越重大。育種技術的瓶頸在體制，種業發展的瓶頸也在體制。
二、產業需求
一個國家的種業能力建設，特別是商業育種需要在下述5個方面獲得國家層面的技術支持。
1. 產業政策支持。國務院8號文件和中央1號文件體現了對產業政策的頂層設計，激發了國家有關部門和民營企業對種業創新能力建設的投資積極性。
2．前育種研究。企業需要遺傳基礎清晰，信息明確和經過改良的種質資源，這就需要科研單位做大量非商業性的前育種研究。這是種業發展所必需的重大共性技術和自主創新的基礎。我們的種子企業孤立無援地與外企競爭，導致很多企業不得不尋求與外企合作，以求擺脫困境。管理部門要站在高處，從大局出發，在中國促成前育種研究，從而提高企業的商業育種能力。
3．育種新技術。國內企業追蹤和研究育種先進技術的能力不強，需要國家支持，現階段主要包括DH技術、雄性不育、分子標記輔助選擇和轉基因育種技術，還包括各種輔助性的篩選、預測和試驗設計與信息管理技術等。
4．人員培訓和技術咨詢。既包括高端人才和專業人才的培養，也包括商業育種的頂層設計和個性化的咨詢服務。
5．信息服務。信息比種質本身更重要。國家玉米產業體系在全國6個地點，對1300份自交系進行專業的抗病性鑒定。這些數據對指導抗病育種和合理使用育種材料有重要參考價值。
上述育種能力建設需求在世界范圍內是共同的，在我國，產業布局尚處于起步階段，發展水平還比較低，企業對育種管理模式頂層設計和咨詢服務的要求更突出、更迫切。
三、科企對接與合作
既要提供產品轉移，即“授人以魚”，更要幫助能力建設，即“授人以漁”。從文化層面來講，不但求“術”，更需得“道”。
1．形勢判斷
我國種業面臨復雜局面。①從內部來說市場監管難度大，外部則競爭壓力巨大。②我國種業布局剛剛起步，還沒有建立起現代種業的基礎結構和體系，缺乏綜合競爭能力。③科研雙軌制使政府主導的公益性研發與企業主導的競爭性研發界限不清，定位模糊，尚未建立現代種業所必需的產業技術鏈（pipeline）和實現資源整合（portfolio），更沒有建立現代企業的矩陣（Matrix）式管理結構，因而玉米育種和種子產業都缺乏可持續能力。這表明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式不成功。今后十年，政府主管部門需要從頂層設計來統籌規劃種業發展，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防止給后續改革設置障礙；而有實力的大中型企業應致力于資源整合的商業育種研發體系和加強能力建設。
2．體制改革
農業科技體制改革27年，結束了我國玉米單產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飛速發展（年均產量增益126公斤/公頃）時期，進入緩慢爬坡狀態，過去21年里，我國玉米產量增益每年35公斤/公頃，遠低于美國和阿根廷。所以我們不得不依靠擴大面積來增加生產。
最近二十多年，我國玉米生產發展得很艱難，盡管原因復雜，但一個重要原因是雙軌制鞏固了科研生產兩張皮的局面。國家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從機制入手，繞開體制障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科研與生產脫節的矛盾。但這一切僅僅是機制創新，來自體制的阻力還很大。現在，該是反思和終結雙軌制的時候了。
3．科企對接 — 關鍵是能力建設
為促進種業發展，國家玉米產業體系與9家企業對接，施行集團對集團的合作方式。今后將再接納幾家企業進入國家體系。企業加入國家體系施行自愿原則，即企業自愿，科技人員有積極性和主管部門支持。
科企對接的目標是通過政策支持、前育種研究、技術創新、人員培訓和信息服務等方面的能力建設，培植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科企對接促進科研單位與企業合作，通過技術轉移，支持和提升企業的產品競爭能力。在此基礎上，國家體系將促進科研單位與企業深度合作，科研單位也將重新定位自己的創新方向。
國家玉米產業體系與企業合作，崗位科學家不在企業兼職也不持有股份，可以接受委托或合作研究。目前，這只是機制，而非體制保障。
四、改革建議
1．改革與創新
制定明確扶持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為種業發展營造良好的政策與市場環境。要防止把企業逼上爭先恐后與外企合資的狹窄道路，也要防止把科技人員逼上只顧掙錢而不愿意創新的危險局面。推進科技體制改革與創新，鼓勵科研單位的人才流動和扶持企業的商業育種研究，制定有利于企業吸納高端人才的優惠政策。根據經營業績，向企業基本建設和運營提供優惠貸款；建立種業生產保險體系。免除種業企業的營業稅和增值稅，用于扶持企業的商業育種研發體系和人才隊伍建設。
2．修改種子法和配套法規
落實國務院8號文件還面臨一些困難和障礙，一些改革方向、措施和政策的落實與現行的種子法和相關法規相抵觸。當初在制定那些法律法規的時候缺乏頂層設計，許多分歧意見未得到統一。現行品種試驗程序、審定辦法和審定標準阻礙科技創新，施行綠色通道遭遇法律障礙，非審定作物的品種管理缺乏依據，實行產品責任追究制保護農民利益，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開拓海外市場等，都需要明確的法律支持。這些多年積累的問題到了該解決的時候。
現行的品種試驗方法和審定制度已經阻礙了產品和技術創新，是深入推行“育繁推”一體化的障礙，最終成為一條與科研規律漸行漸遠的荒謬“指揮棒”。我國玉米育種兩次出現技術倒退，第一次是推廣中單2號和黃417以后，后續品種選育遇到難度，當時的科技項目采取高指標的管理辦法，誘導育種者培育高桿大穗晚熟稀植和高風險型品種，逐年累積，生育期越來越延長，產量增益卻逐年下降。鄭單958好不容易將生育期縮短了10天左右，現行品種區域試驗和審定程序中暴露的制度性腐敗，又在重蹈延長生育期的“增產”之路。也就是說，技術倒退才更容易使品種通過審定，創新意味著風險。
扭曲的品種審定制度不但挫傷育種者的創新積極性，也抑制企業的能力建設。企業寧肯花錢買品種，也不愿投資研發和自主創新，原因就在于隱含著較高的風險。這是企業對品種審定制度反響最強烈的深層次原因。十幾年以前，中國特有的玉米品種技術倒退主要是科技項目管理方法不當造成的，而最近這十幾年的技術倒退則主要是品種試驗和審定標準失誤造成的。它們的共同特點均失誤在脫離實際的高指標管理上。遼寧玉米育種和種業的衰落已經詮釋了現行品種審定制度對技術進步的反力量。現在黃淮海地區的玉米育種又出現倒退傾向，因此需要對這根“指揮棒”或大修，或棄之。品種區域試驗是育種技術鏈（pipeline）的延續，今后應恢復其本來面目和賦予更多的科學功能。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先玉335的育種過程，最終采取了技術倒退的方式才在中國通過審定。在這過程里，技術倒退和適應國情是兩碼事。受損失的是我們自己。
玉米生產正在普及單粒播種技術，三分之一的國產種子加工質量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而我們的生產能力是需求的2倍，許多企業用一流設備生產的是二流和三流產品，這時候就需要修改種子質量標準，既保護農業生產安全，也促進企業進一步改進管理和提高技術水平。不但要把玉米種子質量的發芽率標準提高到92%以上，還要增加衡量種子活力的冷床發芽率標準。
為了保護企業的創新積極性，應適時加入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POV）的1991年版本。我們可以容忍模仿育種，但不能容忍以實質性衍生品種（山寨式育種）的方式冒犯知識產權。加入1978版本UPOV公約的時候，科技人員積極性很高；今后考慮加入1991年版本，需要企業呼吁。
3．制種基地建設
由于多種因素制約，玉米種子生產基地建設，不能只集中在甘肅，還要發展新疆和四川西昌兩個玉米制種基地，以分散風險和發揮各自的資源優勢。甘肅基地應推廣雄性不育制種技術，新疆基地可推行機械去雄，而西昌是不可替代的短日照玉米品種的最佳制種基地。歐美跨國企業已經采取行動搶占西昌和新疆的制種基地，這顯然更有利于發揮他們技術上的優勢。面對制種基地的競爭，我們不應使自己的產業處于被動。
4．制止價格戰
美國玉米種業89年，沒有打過價格戰，其他國家也沒發生過價格戰，而且至今沒有形成壟斷格局。但中國體制特殊，存在發生價格戰的可能性。價格戰不會撼動技術上占優勢的跨國公司，內部自相殘殺甚至有利于跨國公司擠占中國市場，而中國民營企業是最大的受傷害者。在健全的市場經濟環境里，種業市場不會發生價格戰。敢于挑起價格戰的個別中國企業并不具有技術優勢，卻可以依賴強大的非市場經濟因素，借用其他行業的壟斷地位和惡性競爭手法排擠種業同行。價格戰的要害是用納稅人的錢掏空我國種業的根基和瓦解競爭力，對此不能不防。對挑起價格戰的不良企業，建議從金融、稅收、項目投入、品種審定和產業聯盟等方面取消優惠政策。本質上來說，國家支持種業改革與發展，要以市場為導向，宏觀調控為輔。不但要依靠市場經濟的力量防止價格戰，其他方面的政策措施也需要市場經濟的力量為主導。
5．鼓勵資源整合
種子產業是一個涉及用戶數量和從業人數都很龐大的小產業，集中度非常低，整體素質和能力比較差。這是發展現代種業入門階段必須面對的現實。要鼓勵企業兼并重組，鼓勵非農資本進入種業。不僅帶來雄厚的資金，也帶來先進的管理理念，促進資源整合。
即使快速發展，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趕上跨國公司的實力，但我們仍然有一些特殊的競爭優勢和發展空間。要鼓勵三個抱團。涉及種業的科學家要抱團，企業要抱團。為了生存和發展，我們追求共性利益和共性需求的抱團。例如政策需求要協調一致，在前育種、培訓、信息服務方面應取得共識。在共同利益和共性需求的基礎上，這兩個團還要緊抱在一起，才有可能應對跨國公司的挑戰。能否抱團，取決于科技體制改革和相關政策的堅定性。企業不要過分依賴官方機構的干預，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對企業發展有利的產業聯盟。
6．科技創新須整合資源
種業發展需要整合各路科技資源形成合力。企業可以合資方式建立研發型基礎種子公司。西方國家的經驗，小企業通常以利益共享的方式平均出資入股。為避免風險，研發型合資企業可能需要多種類型的技術來源，而不要單一化，包括國內企業、外企、科研單位和個體育種者。謹慎地識別技術來源與合作伙伴將需要一些時間，但更需要摒棄落后的傳統文化與價值觀念。
我們要學習西方國家種業發展的成功經驗，也要研究美國小企業衰落的歷史原因，既要研究阿根廷、巴西種業和公益性科研機構衰敗的深刻教訓，也要學習印度種業的經驗。企業、管理部門和科研機構都要研究其中的規律。
7．處理好生物技術與常規育種的關系
中國消耗大量資源脫離國內種業大搞生物技術，再加上SCI戰略，也許正中美國人下懷。不是反對搞生物技術，而是因為忽視產業基礎，更忽視常規育種技術，以致主次顛倒，而且在中國體制下很難糾正，這就好像還沒學會走路就想要跑，肯定要付出代價，最后難以形成產業競爭力。是否美國人給我們設下圈套不敢妄說，但自己擾亂自己的產業發展方向卻是很現實的憂慮。
許多科技人員自我誤導，他們不愿意接受分子標記輔助育種的“輔助”二字，而執意建立獨立的分子育種體系。可是在大北農的生物技術中心，盡管是剛起步，但每一個環節都做得很地道。他們的專家是一流的，沒有自我誤導。這說明體制是決定性的，科技體制改革是相關產業發展的先決條件。
在國際學術界和產業界，人們都認識到生物技術是一個重要的育種工具（tool），而不是凌駕于常規育種之上自成體系的產業技術。現代商業育種的pipeline管理以常規育種流程為主線，分子標記輔助育種是它的輔助線，轉基因育種是另一條線，最后并入主線，進入市場。中國之所以形成生物技術自成體系和凌駕于產業之上的局面，是科研生產“兩張皮”和利益博弈的結果，根源在于我們的種子產業還很弱小。只有種子產業發展強大和增加了話語權，科研單位和大學才能重新定位和把握自己，才能真正協調好公益性研究與商業研發的關系。
8．突破理論誤區和技術障礙
“許多東西不是跨國公司太先進，而是我們太遲鈍”（李紹明）。商業育種需要突破玉米育種界長期存在的三個理論誤區，即什么是產量、產量與雜種優勢的關系和產量與親本配合力的關系。理論誤區導致錯誤的育種方向和技術路線，例如超級、強雜種優勢和零缺陷等。玉米雜交育種所積累的長期經驗證明，產量就是抗逆性，產量增益與雜種優勢無關，雜交種產量的持續提高取決于親本自交系的一般配合力而不是特殊配合力。只有走出理論誤區，才能在育種方向和技術上有效地追趕跨國公司。
概括起來說，當前，我國玉米育種需要強調兩件事：換種質和高密度。
最近十幾年，我們基本上完成了理論鋪墊，現在需要做的緊要工作是輸入新種質，淘汰高桿大穗晚熟稀植型材料和深度改良緊湊型種質。十幾年前我們曾寄希望于改良這些種質，但當事育種者拒絕創新，現在只能放棄某些種質材料。因為競爭壓力已經不給我們機會，容不得我們從容對待。這并不排斥對某些較好的國內自交系和地方種質進行改良，也絕不否定“以我為核心”的育種技術路線。當前，最緊要的就是更換種質，用美國種質改良中國玉米育種材料，甚至直接用美國種質選育二環系。許多國內地方種質可以改良，但在機械化面前，在跨國公司的競爭壓力下，改良和利用地方種質的前提是輸入美國商業種質。至于進一步的抗逆育種，還需要引入更寬的種質基礎。最近，育種家之間已經形成了深入研究種質基礎的良好風氣，合作探討各類種質的改良策略，交流改良與創新經驗。這表明我們的玉米育種已進入良性狀態。
高密度篩選是抗逆育種的第一個突破口，是育種技術改造中最容易取得突破的切入點。要強調大幅度提高育種圃的種植密度。這需要一個過程，但現在的問題是保守和落后心態過重，畏首畏尾，不敢往前走。現在已經沒有太多剩余時間，要加快推行高密度抗逆育種和改造種質的步伐。
9．理論與實踐
商業育種須擺脫理論的扭曲狀態，才可能提高創新能力。在中國，玉米常規育種的方向、思路和技術路線長期被雙重利益集團扭曲，一個客觀原因是民營企業不夠強大，市場的力量不夠強大。隨著現代企業崛起，玉米育種的理論、方向和技術路線都將朝正確方向凝聚，一些既沒有科學價值，也沒有實踐意義的不必要爭論也將隨之消退。
提升商業育種的創新能力和研發效率，就要著力宣傳兩個雜種優勢群的理論，正確認識產量與雜種優勢的關系，宣傳循環育種和高密度抗逆育種的理論基礎與技術路線，并建立相關設施條件，把理論、技術和實踐結合起來，使現代育種的pipeline落實到能力建設和制度管理。
中國育種家需要補習很多功課，但最重要的是學習理論，而不要只肯學技術，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老毛病，是由來已久的劣根性，反映出國人對待西學的態度一直受制于只求其術而不求其道的落后心態。這反映在對待科學的態度上不老實，而過于強調中國特色不過是無能的代名詞，或已成為精神障礙，困難面前就低頭，遇到障礙繞著走，而現在已經繞不過去！要承認科學原理的普適性和真理的共同標準。我們經常聽到陰謀論的說法，那是弱小民族主義者在小產業低級階段刻意抬高自己的無能之舉，但無助于把自己變得強大。企業還是要把自己做強最重要。
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針對種子產業的相關文件，體現了互相關聯的頂層設計。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現代種業發展的意見，企業、科技人員和管理者都要振奮改革與創新精神。對我們來說，沒有太多可討論的問題，要做的只是落實。對此不能猶豫，否則就會被邊緣化。
我們面臨一些可能致命的矛盾，在我們面前擺著兩條路。巴西和阿根廷被跨國公司徹底邊緣化，而印度則抓住機遇求發展。如果我們不想重蹈巴西和阿根廷的覆轍，就應堅持改革與創新方向不動搖。今天，這么多企業、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匯聚一堂，討論種業發展，說明我們都不想被后人恥笑為無能之輩。那我們就要堅持改革與創新，克服在整合資源方面所存在的困難，建設好我們的種子產業。
